我是方建成，199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。我曾担任过厦门新东方培训学校的老师，国家教培改革后，我失业。
失业后，我应聘到厦门的一家中介公司担任澳洲签证咨询顾问。我帮助过很多人成功去澳洲读书打工旅游移民，但我自己却没有去过澳洲。
1996年，我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。爸妈经商，做小生意，家庭条件属于小康水平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但爸妈从未溺爱我，反而对我很严厉和苛刻。
虽然家庭条件还可以，但从小到大爸妈很少给我零花钱，他们认为小孩子对钱没概念，容易乱花。他们出门做生意时，时常把我关在家里，他们认为这样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。
生活在这种环境下，小时候的我性格很内向自卑，不爱跟人说话，见到陌生人就紧张脸红，但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。
我上初中时，遇到了改变人生轨迹的人。他给了我自信，奠定了我以后的发展方向，也塑造了我的价值观。
有一次，英语老师教我们读苹果apple的单词，他点名几个学生站起来读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们读完之后，他只表扬了我，因为我是发音最标准的学生。
初中时，我有了更多的在校时间，看见同学们在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，我慢慢地靠近他们。刚开始，我不敢主动和他们玩，只是当一个安静的观众，偶尔帮他们捡球。
我发现足球和篮球是最省钱的娱乐，只需要一颗球而已。我可以在公园小区观看别人比赛，混熟了之后，我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
足球篮球运动成了我最爱的运动。英语学习点燃了我的自信，球类运动提升了我的自信，因为运动帮助自卑胆小的我交到了朋友。
2015年高考，我考上了厦门的一所大学，开云Kaiyun官方网站主修专业是英语。大学四年，我过得充实而忙碌。这段岁月为我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
大学期间，爸妈一如既往地对我小气，周围同学每月生活费一般都是2000元，有的甚至更多，但我只有1500元。这笔钱只够吃饭而已，我根本没有闲钱去干别的。
比如，我不敢跟室友出去打台球，出入游戏室，到餐厅聚餐。甚至有女生约我出去玩时，因为囊中羞涩，我都找理由搪塞过去。
大学内部经常举行各种球类比赛，而比赛不可避免地要花钱。我无比渴望地想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用自己擅长的英语去挣钱。
我的第一个客户是初二男生，也是我大学三年里的老客户。他从初二到高一的英语家教老师都是我。我每周三次教学，每次1.5小时，每周收费450元。
直到现在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去他家的情形。我给孩子讲得眉飞色舞，毫无压力。但课程结束后，男孩的爸爸妈妈姐姐三口人并排坐在沙发上，等待我的“述职报告”。
我坐在他们的对面，脑袋一片空白，眼睛不知道往哪里看，两手紧握，手心冒汗。离开时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。
为了挣钱，我也得硬着头皮坚持。时间久了后，我很熟练地面对学生和家长了。除了这个学生，我也陆续教过其他五六年级的小朋友。
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，一旦挣钱上瘾，他会一直乐在其中，即使累也快乐。大学期间，我除了做家教，还做过外卖员。
爸妈反对我做外卖员，倒不是反对我挣钱，他们担心我骑电动车的安全问题。只是，我没有听他们的话，因为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感觉太爽了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顺利入职厦门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。很多人问我，进新东方难不难。我觉得在厦门不难，原因可能在于厦门只有三四所大学，学习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不多。
2019年9月份，我毕业后去新东方教学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因为国家教培改革，我不得已离职。
在这短暂的教学工作中，我没有特别的印象。我感悟最深的是能上新东方的学生，家庭条件一般都好。在新东方，小班教学每小时收费600元，大班教学每小时收费300元。
虽然学生收费不便宜，但我们年轻老师的工资刚开始并不高。那时，我的基础工资是5000元，加上课时费，薪水勉强够吃喝而已。在校期间，我没有见过俞敏洪，直到学校要解体时，我才有机会见到他。
2020年9月份，离职后的我特别迷茫，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。疫情期间的工作很不好找，就这样混沌焦虑地过了三四个月后，我被厦门一家办理澳洲签证的中介所录取了。
他们录取我的唯一缘由是：我曾在新东方教过书，英语口语没问题，能和办理签证的人交流。更重要的是我能看懂澳洲签证的政策变化，这些法规政策都是英语版本。
签证咨询顾问的工作，我干了三年。我很热爱和珍惜这份工作，因为它不仅给我一份收入，还拓宽了眼界，提升了认知。
我在充分了解他情况的基础上，建议他办理学工签。这样他才有概率拿到签证。他拿到签证后，可以在澳洲边读书边打工。他一个星期有24小时的有效打工时间，24小时之外，他只能打黑工。
什么叫黑工？意思是老板知道眼前的人签证已经过期，他可以以低于澳洲本地市场的价格聘用你，并且工资以现金形式发，这样老板不用走银行流水，免掉了一部分税金。
这个21岁的东北小伙，他中专毕业，在国内很难找到好工作，在老家又无亲无故。他一腔孤勇地奔赴澳洲。我很佩服他，因为我没有像他那样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从头开始的勇气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妇，他们脸色凝重地来到我们咨询处。他们要办理澳洲移民签证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要把客户的基本情况了解清楚后，才能给出合理的签证方案。
通过了解，我知道这对夫妇曾经在国外留学，之后回国工作。他们分别在互联网大厂和电气工程公司工作。
因为疫情，他们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他们愤怒和不满的情绪积压到了顶峰。他们决绝地处理完所有北京的财产，准备移民澳洲。
澳洲的移民手续相当复杂，短则需要一年半载，长则需要三四年。因为离职的原因，我没有全程跟踪办理，但那对年轻夫妇的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。
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感受，因为出国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短暂的体验，我的文化和根在中国，我不可能长居国外。
我也遇到过很奇葩的事例。有一些想去澳洲的女性不具有常规的签证办理条件，她们想到一个去澳洲的捷径。方法是：她们找澳洲本地的土著同居，男土著做女方的移民担保人。
时，他们需要给签证官出示同居证明。比如，男女双方共同的存款账户、邮寄地址、一起旅行的照片等。
有一位女性和澳洲本地男土著同居期间，一直遭受男人的家暴。她找移民律师咨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。
澳洲的女性地位很高，一旦女性报警控告男性，男性十有要遭受处罚，这样一来，女人就会失去男人的担保。如果她没有男土著的担保，就要面临着被遣送回国的处境。
虽然我担任签证咨询顾问三年，但我却没有机会去澳洲开云体育。原因是疫情过后，去澳洲的人数激增，澳洲政府对中国采取了缩紧政策。
疫情之前，澳洲每年放开的5000个签证名额，满足条件的人谁先抢到谁就能去。但疫情过后，澳洲政府采取的是抽签制，满足条件的人未必能够被抽到。
我递交了两次申请，都未被抽到。后来，我就放弃了去国外的念头。因为疫情期间，办理签证难，往返国外的机票也很贵，出国之后还得隔离。
2023年下半年，我辞掉了签证咨询顾问的工作。因为疫情期间，很多人出去不了，他们的护照被单位扣押着，这导致我的业务量骤减，工资也大幅度缩水。
虽然大学期间，我也干过外卖员，但彼时的心态和那时有所不同。那时，我比较玻璃心，碰见态度不好的客户骂我，我的情绪容易崩溃，修复时间也比较长。
但疫情期间干外卖，虽然也是生存所迫，但面对客户鄙视和责骂时，我不像过去那么脆弱，心态平稳了很多。
老天不辜负勤奋努力爱生活的我，有熟人介绍我到厦门国际足球青训学院工作。这所学校里有不同国家的小朋友学习踢足球。学校需要会说英语又会踢足球的工作人员。
他们之前招聘的人都不满足条件，因为面试的人要么只会说英语，要么只会踢足球。而我刚好两者都会。
我每天上午在青训学院工作，下午或晚上跑三个小时的外卖。虽然我身体很累，但很充实快乐，每天体验着两重天的职业生活。
有时，长着一副欧洲面孔的小朋友，对我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瞬间让我内心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，这个小孩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？
中国儿童和外国儿童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这种区别不仅仅指长相上的差异，更多的是性格上的不同。外国小朋友每次见到我，大老远地给我打招呼“Joe，你好吗”？他们热情活泼好动。
他们跟我的互动就像平等的朋友，中国学生见到老师一般比较拘谨和害羞。青训学院里的学生家长都比较有素质，对我很尊重。
有人问我：当老师的这些年，有没有家长送礼物给我？有的，我在培训学校教书时，有家长送礼物给我。我的原则是：如果礼物是书，我会接受，如果礼物是人民币，我会拒收。
初中时，爸妈为了我也给老师送过红包，当时我很尴尬和愤怒，但我阻止不了他们，好歹他们是为我好。
但我认为老师不应该收红包，教导好学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。所以迄今为止我拒收家长红包。初中英语老师是我心中完美榜样。
目前，我待在厦门快十年了，对这座城市比较熟悉。我现在住在青年旅社，这里住宿费用便宜，还能时刻见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舍友。我能跟他们互动聊天，这种感觉很棒。
有空时，我会约大学时的好朋友聚聚，踢踢球。大学时期的朋友最纯粹，我们最大的乐趣是聚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，聊聊最近的赛事和球类明星。
我很喜欢青训学院的工作，如果学校需要，我会一直待在这里工作。英语和足球都是我的最爱，能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情。
当我累了的时候，我会想起给我取名字的爷爷，他那一代人生活在物质贫瘠的年代，却要靠双手养活好几个孩子。
我也亲眼看见过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睡在桥洞里开云体育。他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出来务工，身上只有200元现金，每天只吃稀饭和馒头。
从一个自卑胆小的小男孩成长成一个开朗自信踏实的青年，我感谢爸妈的宠溺，老师的教导，以及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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